产学研合作的真实成效

关键词　产学研合作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科技副总植物新品种权科技小院农技推广

一、产学研合作的三种组织形式

农业领域的产学研合作有三种组织形式。一种是项目制合作，一个课题一份合同，结题即结束；一种是实体化联盟，共建平台、团队和经费，长期运行；一种是校企共建平台，共建实验室、研究院和中试基地。

三种形式的成效差别在于有没有持续投入。项目制合作的目标是交差，成果多在结题时交付；实体化联盟和共建平台有固定的人员和场地，技术能在多个生产季的田间试验里反复迭代。合作能否出成果，组织形式是前置条件。

图 1　产学研合作的三种组织形式

二、创新联盟的数量与结构

联盟是这几年铺得最快的形式。农业农村部先后认定了 50 多个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上千家科研院校和企业参与（农业农村部，经济日报 2025 年 7 月 21 日）；支持企业牵头成立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天敌昆虫、谷物收获机械等 16 个农业科技创新联盟，通过实体化运行带动行业技术进步（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2025 年 12 月 17 日）。

除联盟以外，还有企业自己的平台。农业农村部遴选布局了 150 个企业重点实验室，帮助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2025 年 12 月 17 日）。平台的数量不等于成效，但它是合作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长期关系的载体。

图 2　农业科技合作的制度性载体

三、企业牵头承担项目的比例

企业在国家项目里的位置前移了。国家农业重大科技项目中企业数量超过 1000 家，占参与单位总数的 50% 以上；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原则上由企业牵头承担（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2025 年 12 月 17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部属“三院”选派科技副总工作方案》，遴选了首批 45 名科技人员到农业科技企业开展服务（同上）。

企业牵头改变了立项的起点。课题从企业的生产问题里长出来，验收看的是用得上、用得多广，评价指标里出现推广应用面积、市场占有率和国产化替代率这类硬指标。

四、水稻分子育种联盟的成效

实体化联盟的成效可以量出来。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采用“9+1”科企合作模式，由一个实体公司联合 9 个科学家团队，走“基因挖掘、品种选育、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联盟选育出“嘉禾优175”“科辐粳7号”等水稻品种，其中“科辐粳7号”入选地方农业水稻主导品种（农民日报，2025 年 11 月 15 日）。

实体企业是合作成果的承载体。承担联盟运营的上海中科荃银分子育种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激励组建近百人的研发团队，8 年内营业收入增长 576%、达到 41 亿元（农民日报，2025 年 11 月 15 日）。科学家出成果、企业做落地、联盟负责对接，三方的分工写进了股权和分配。

五、区域联盟的真实成效

区域联盟解决的是跨省域的资源和场景对接。安徽 2025 年 8 月成立“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导，安徽农业大学承接，把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 5 家科研机构纳入同一张网络，省级层面整合逾 1.5 亿元资金定向支持，首批 159 个“标杆点”“样板点”“科技副总”项目在江淮铺开（中国网，2026 年 8 月）。

跨区域联盟的成效体现在对接效率上。企业过去对接顶尖专家要一家家跑，联盟把专家资源和试验场景放到同一个平台上，技术需求和科研供给的匹配时间缩短。

六、企业与合作机构的连接方式

龙头企业把合作做成了长期网络。大北农已与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 30 多家科研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与北京化工大学、清华大学共建绿色生物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参与中国水稻研究所牵头的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建立 4 个农业农村部企业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日报 2025 年 5 月 23 日）。

合作深入到项目层。“十四五”期间，大北农牵头承担 6 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集聚高校、科研院所等 20 余家单位协同攻关，在蛋白饲料生物工程制造项目里用生物发酵技术减少豆粕使用量（科技日报，2025 年 5 月 23 日）。

七、合作成果的知识产权产出

合作成果落到知识产权上才能固化。隆平高科 2025 年申请植物新品种权 258 件，其中水稻 115 件、玉米 69 件；当年获得授权植物新品种权 147 件，累计有效植物新品种权 1122 件；申请国家专利 17 件，累计有效专利 125 件（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

合作选育的品种权属按合同约定。隆平高科与科研院校合作选育的品种由双方共有所有权，各自权属比例通过合同约定（同上）。权属清楚，成果才能进入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的操作。公司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战略合作引进首批矮秆耐密品种，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开展大豆育种攻关。

图 3　隆平高科 2025 年品种权产出

八、合作停留于协议的表现

合作也有停在纸面上的情况。有的合作以签协议、挂牌子、开论证会为主，没有固定人员和场地，成果清单里是共同的论文和申报材料，产业端没有对应的产品；有的合作是为申报配套，申报项目时需要合作单位，项目结束合作停止。

识别的方法看投入和产出。看合作方有没有实际的经费、人员和场地投入，看合作期内有没有形成可交易的知识产权和进入市场的产品。有投入、有知识产权、有产品，合作才算走完一段。

九、推广体系对成效的影响

成果要进到生产端，靠的是推广体系。全国共有各级农技推广机构 5.74 万个、农技人员约 46 万余人（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2025 年 12 月 17 日）。新型服务模式在补充传统推广，到 2025 年 5 月，全国 157 家培养单位已设立科技小院 1800 余个，覆盖 31 个省份，还在 11 个国家建设国际科技小院 14 个（教育部，2025 年全国科技小院大会）。

体系是合作效果的放大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围绕主要农产品建成 50 个体系，为 196 种农产品提供全产业链科技支撑，“十四五”以来累计推广新技术 5000 多项，培训基层技术人员、种养大户和农民 1880 余万人次（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2025 年 12 月 17 日）。

图 4　农技推广与科技小院的规模

十、判断合作成效的口径

判断产学研合作有没有成效，看 3 点：合作有没有实体，有没有固定的人员、场地和经费；成果有没有权属，合作期内形成的品种权、专利有没有明确归属；产品有没有上市，技术有没有变成企业的销售品种或工艺。

三点里产品上市最难也最关键。实体和权属是前两步，产品上市才说明技术通过了市场的检验。2025 年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 104 万项、成交金额 7.57 万亿元，其中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 1.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6 年 3 月 24 日），交易规模在扩大，合作成效最终要落到有多少成果变成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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