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品农 飞鸿品农

统购统销体制的形成与运作

2026-10-04 慕飞鸿 农产品流通体制演变与改革 阅读 31 评论 0
农产品流通研究|六、主体与运营 | 1、市场主体与政策| 83 农产品流通体制演变与改革 |
统购统销的制度文本出自 1953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 11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把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推向全国。制度出台的直接原因是粮食收支出现缺口:1952 年 7 月到 1953 年 6 月的粮食年度,国家收入粮食 547 亿斤,支出 587 亿斤,赤字 40 亿斤(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文《关于新中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与思考》)。此后制度从粮食扩到油料、棉花和棉布,并在 1955 年落到票证与定量供应上。

关键词 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粮票三定价格剪刀差

关键数据
1952 至 1953 粮食年度国家粮食收支赤字
40亿斤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文《关于新中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与思考》
1953 至 1954 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征购增长
29.3%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
1953 年粮食计划供应覆盖人口比例
34.0%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
统购占余粮户余粮的比例
80 到 90%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
粮食计划供应凭证的种类数
7种
人民网《告别粮票 20 年 从短缺到充裕》
1952 至 1990 年剪刀差形式资金积累
8708亿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2025 年第 5 期

一、粮食收支出现缺口

粮食缺口在 1953 年集中显现。当时的粮食市场还是自由市场,农民缴纳农业税后,粮食可以自由交易,私人粮商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 1/3(人民网《陈云是怎样领导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

在主要产粮区,市场价高出国家牌价 30% 到 50%,私营粮商以高价与国营粮商抢购,国家收不到足够的粮食(澎湃新闻《政治关键词·统购统销》)。

到 1952 年 7 月到 1953 年 6 月的粮食年度,国家收入粮食 547 亿斤,支出 587 亿斤,收支相抵赤字 40 亿斤;1953 年部分地区小麦受灾,预计减产 70 亿斤(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文《关于新中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与思考》)。

1952 至 1953 年度粮食收支

图 1 1952 至 1953 年度粮食收支

二、决策比较了 8 种方案

陈云在 1953 年 6 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主持研究粮食问题,把当年 10 月 10 日全国粮食会议上的可选办法逐一列出,共 8 种: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研究述评》)。

比较的结论是,只有又征又配可行,也就是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其余 7 种方案先后被否定。

制度名称在这一过程中确定。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提议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陈云等人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人民网《陈云是怎样领导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

三、决议与命令确定制度依据

从决议到命令相隔 1 个多月。1953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 月 19 日,政务院第 194 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1 月 23 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府公报)。

命令的依据写在文首。它援引《共同纲领》第 28 条「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的规定,宣布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推行时间也作了安排,各地在 1953 年 11 月底以前完成动员和准备,12 月初开始统购,除西藏和台湾以外,全国城乡先后实行(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

统购统销的制度节点

图 2 统购统销的制度节点

四、计划收购针对余粮户

计划收购的对象是余粮户。余粮户指留足全家口粮、种子、饲料并缴纳农业税以后还有多余粮食的农户,统购一般占余粮户余粮的 80% 到 90%(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

命令给农民留了余地。农民在完成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后,余粮可以自由存储、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卖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也可以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交易,还可在农村间做少量互通有无的交易(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自由交易的空间是有限的。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跨行业经营被禁止。

五、计划供应覆盖近 2 亿人

计划供应的办法按人群分别设计。城市里,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人员通过其组织供应,对一般市民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集镇、经济作物区、灾区和一般农村,由上级政府颁发控制数字,再由群众民主评议,把粮食卖给真正的缺粮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工商与流动人口单独列项。熟食业、食品工业所需粮食,旅店、火车、轮船供应旅客的膳食用粮,以及其他工业用粮,参照过去一定时期的平均需用量定额供应,不许私自采购。

覆盖范围很快铺开。按当时的估算,国家保证供应粮食的近 2 亿人,约占 1953 年全国人口 5.9 亿的 34.0%(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

六、控制数字层层下达

控制数字的分解是这套制度的运转基础。命令规定,大行政区的控制数字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的全国控制数字规定;省、专、县三级的控制数字由上一级政府规定;区、乡(村)两级由县人民政府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基层环节被要求公开。乡(村)一级的控制数字应向群众公开宣布,并由基层领导和组织群众进行民主评议;计划收购的粮种和规格,由省(市)人民政府拟定草案报大行政区批准,再转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备案。

这套自上而下的分解方式,决定了征购任务最终要落到每家农户身上(人民网《陈云是怎样领导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

统购统销下的黑市与票证倒卖:统购统销把粮食与主要副食品的购销纳入计划,城镇人口凭粮票按定量购买,票证因此具备了实际购买力。规定票证不得买卖,并没能消灭它的流通:定量与实际需求一旦错位,余缺双方自然发生交换,粮票、油票与布票逐渐形成黑市行情,紧俏品种的票证可以按高于面值的价格换钱或换物。与此同时,掌握指标与票证的环节获得了额外的分配权,紧俏商品出现”走后门”式的流通。黑市的存在说明定量供给覆盖不了需求的多样性:票证只要具备可转让性,就必然产生价格。
体制成本由农民承担:这套体制的运行成本主要落在农民身上。国家以低于市场均衡的统购价取得粮食,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前不能自由上市,等于同时被锁定了交售义务与交售价格;而他们购买的工业品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按统销与计划价形成,长期偏高。一进一出形成的价差,就是工农产品剪刀差。此外,征购基数刚性带来的”过头粮”、为完成任务而出现的虚报与高估产,也都由产区与农民承受。城市低价口粮与工业积累所需的资金,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一转移,而这部分转移在当时的财政账上并不显性列为补贴。

七、品种从粮食扩到棉布

统购统销从粮食开始,很快扩到其他农产品。1953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批准在全国计划收购花生仁 87.24 万吨、芝麻 31.1 万吨、菜籽 43.14 万吨及其他杂油料 13.0752 万吨,并要求各地在计划收购粮食时一同收购(中国经济网《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棉花与棉布随后纳入。1951 年 1 月 4 日,中财委签署《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1954 年 9 月 9 日,政务院第 224 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棉布统购统销自 1954 年 9 月 15 日起在全国实行(人民网《告别粮票 20 年 从短缺到充裕》;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府公报)。

到 1957 年,国务院规定由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不准进入自由市场,即便完成收购任务也不能自行销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城乡关系的演变》)。

八、票据与定量供应落到人头

票证把定量供应固定到人头和月份。1955 年 8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农村实行定产、定购、定销,市镇居民按劳动差别和年龄分等定量,以户为单位发给购粮凭证(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

供应凭证分成多种。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共 7 种,粮票的印制使用办法由粮食部另定(人民网《告别粮票 20 年 从短缺到充裕》)。

全国通用粮票在 1955 年 11 月 1 日启用。1955 年 8 月 18 日,粮食部印发《关于全国通用粮票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从 11 月 1 日起,全国各地使用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

九、征购基数趋向刚性

征购任务一旦核定就趋于刚性,容易出现购过头粮。1954 年春,国家扭转了粮油销售远高于收购的局面,随后在部分地方出现农民卖了过头粮、也有农民隐粮不报的情况;1955 年 1 月,陈云到上海青浦小蒸乡调研,结论是农民有意见主要因为上年统购购了过头粮(人民网《陈云是怎样领导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

三定是对过头粮的回应。1955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要求在春耕前以乡为单位确定计划产量,把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向农民宣布,陈云提出的定产、定购、定销由此落到文件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城乡关系的演变》)。

基数的时间跨度后来被拉长。1965 年,粮食征购实行基数 3 年不变,遇到重灾减产适当调减当年任务而不动原定基数;1971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 5 年的通知》把基数改为 5 年不变(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志·商品购销》;四川省地方志《四川省志》)。

十、价格与财政的机制

价格由中央统一规定。所有收购量、供应量、收购标准、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人民网 2018 年 12 月 10 日报道)。

执行价格长期低于价值。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差额形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严瑞珍的研究,1978 年是剪刀差最大的年份,绝对量 364 亿元,相对量 25.5%,相当于农业部门新创价值的 1/4 以上以剪刀差形式流出农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城乡关系的演变》)。

转移规模有完整测算。1952 年到 1990 年,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农业为工业提供 8708 亿元资金积累,加上税收和储蓄,三者合计 11594 亿元;1990 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无偿提供 266 元,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42.24%(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2025 年第 5 期)。

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规模

图 3 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规模

11、机制的运行约束与复盘

制度要处理的约束在当时很具体。1953 年城镇人口 7826 万,比 1949 年增加 2061 万,进城人口过去粮食自给,进城后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和其他缺粮农民有近 1 亿人,同样需要国家供应;同时还有出口换汇和工业用粮的需要(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

国营渠道的比重在制度实行前后上升。国营粮食商业粮食收购量占全社会公私收购总量的比重,1950 年为 23.0%,1952 年约为 73.0%;销售量占比从 1950 年的约 20.0% 升到 1952 年的约 51.0%。

制度运行的效果与代价同时存在。1953 年 7 月到 1954 年 6 月的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征购数量比上一粮食年度增加 29.3%,完成了统购任务(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同期农民对粮食的处置权被收窄,农业剩余通过价格渠道转出。到 1962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允许集体经济单位和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以后拿余粮上集市成交,供销社也可用协议价格换购一部分余粮,封闭的渠道重新开了一道口子。

国营粮食商业购销比重变化

图 4 国营粮食商业购销比重变化
统购统销是一套在供给短缺条件下把粮食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的安排。它用行政定价与票证把收购、供应、价格和财政补贴连成一体,解决了国家拿到粮源、城市职工拿到低价口粮的问题,代价是农民对农产品的处置权收窄,农业剩余通过价格渠道转出。这套机制能否延续,取决于征购任务与农民留粮之间能否保持平衡;制度后来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在这个平衡点上反复试探。

行内实情

1952 年 7 月到 1953 年 6 月的粮食年度,国家收入粮食 547 亿斤,比上年度增长 8.9%,支出 587 亿斤,比上年增加 31.6%,收支相抵赤字 40 亿斤;1953 年 9 月,全国粮食收购计划只完成 81%,西北地区仅完成 46%(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文《关于新中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与思考》)。
1953 年 10 月 10 日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报告,提出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 8 种方案,逐一否定后 7 种,选定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名称由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提议,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合称统购统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研究述评》)。
1955 年 8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农村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市镇居民分等定量;供应凭证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 7 种;1955 年 8 月 18 日粮食部印发《关于全国通用粮票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11 月 1 日起使用(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

相关问题

1953 年为什么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直接原因是粮食收支出现缺口。1952 年 7 月到 1953 年 6 月的粮食年度,国家收入粮食 547 亿斤,支出 587 亿斤,赤字 40 亿斤;1953 年部分地区小麦受灾,预计减产 70 亿斤。同一时期,1953 年城镇人口增加到 7826 万,比 1949 年增加 2061 万,经济作物区和其他缺粮农民有近 1 亿人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文《关于新中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与思考》;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新中国粮食流通发展 75 年》)。
统购统销的覆盖范围怎样从粮食扩到棉布
扩围分几步完成。1953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油料与粮食同时统购;1951 年 1 月 4 日,中财委签署《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1954 年 9 月 9 日,政务院第 224 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棉布统购统销从 1954 年 9 月 15 日起在全国实行(中国经济网《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人民网《告别粮票 20 年 从短缺到充裕》)。
统购统销在运行中出现的主要偏差是什么
偏差集中在征购基数与农民留粮的关系上。1954 年前后,部分地方出现农民卖了过头粮,也有农民隐粮不报;1955 年 1 月,陈云到上海青浦小蒸乡调研,结论是农民有意见主要因为上年统购购了过头粮。随后中央推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1965 年把征购基数改为 3 年不变,1971 年 8 月又改为一定 5 年,都是围绕这个平衡点做的调整(人民网《陈云是怎样领导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志·商品购销》)。
总第1892篇 | 六、主体与运营|83-农产品流通体制演变与改革-001

相关阅读

评论 还没有

写点看法

邮箱不会公开。提交后按后台的评论设置决定是直接显示还是先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