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利益调整与阻力

关键词　价格双轨制利益调整暗补改明补抢购风潮价格补贴改革阻力

一、改革动的是既定的利益分配

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改的是利益分配的格局。1953 年到 1992 年，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购销渠道由国有商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承担，城市居民凭票证定量供应（《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0 日）。

这套制度里，各方的收益是固定下来的：农民按国家定价交售，城市居民按低价购买定量粮油，国有流通企业拿补贴维持经营。改革一旦启动，这三方的账都要重算。

从 1979 年起，国家多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保持销售价格不动，购销倒挂的部分由财政补贴。价格一动，补贴的规模也跟着涨，利益的重新分配从价格环节开始。

图 1　计划流通中的三方收益

二、双轨制的价差与新生的获利环节

价格双轨制从 1984 年 5 月 10 日的国发〔1984〕67 号文件起步，文件允许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把超产部分在不高于计划价格 20% 的幅度内浮动；1985 年 1 月，国务院取消 20% 的限制，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议定（中国改革开放数据库《价格双轨制改革始末》，2011 年 12 月 9 日）。

同一种产品出现两种价格。1988 年，普通钢材的计划价格是每吨 700 元，市场价格是每吨 1800 元（中国改革开放数据库《价格双轨制改革始末》，2011 年 12 月 9 日）。

价差就是收益。能拿到计划内物资的一方，只要把物资转到市场上卖出，就能获得接近 1.5 倍的差价。这个差价高过正常经营的利润率，流通环节因此多出一个靠批条获利的群体。

图 2　1989 年 3 月双轨价差

三、倒卖提货单的获利方式

倒卖的规模可以从一张提货单上看出来。人民网刊载的党史资料记录，在天津的一家旅馆里，一位倒爷把手中的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间的另一位倒爷，每吨加价 200 元；第二位又卖给第三位，再加 200 元，提货单没有出旅馆就转手 4 次，每吨价格从 700 元加到 1600 元，4 个人都拿到了钱（人民网，2018 年 2 月 14 日）。

价差越大，批条越值钱。到 1989 年 3 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是煤炭 149%、原油 213%、钢材 105%、木材 112%、铜 150%、铝 124%（国家物价局资料，转引自 MBA智库百科《物价闯关》）。

杭州的情况可以说明流通环节能获利多少。1988 年，杭州市物资部门和工业企业反映，市属工业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实际有 80% 以上靠市场调节，计划价与市场价的差价本就不小，加上不少经营单位在发票所列价格以外额外索取现金，原材料在流通环节转几个来回，价格已成倍上涨（经济参考报，2008 年 10 月 17 日）。

四、部门的涨价诉求与控价一方的处境

阻力也来自体制内部。1988 年 1 月 12 日，新华社播发《关于物价的通信》，稿子里记录了一个细节：每次开物价的会，生产主管部门都提出本部门产品涨价的要求，在有几十个部门参加的会上，支持物价局控价的力量只有全国总工会一家，因为全国总工会代表职工，反对涨价（经济参考报，2008 年 10 月 17 日）。

部门要涨价，是因为调价能改善本部门企业的经营；物价局要控价，是因为涨价直接传导到居民生活。同一件事上，两个方向的诉求都成立，冲突只能靠更高层的决策来平衡。

这份稿件还引用了中国社会调查系统的一项调查：1987 年有 79.9% 的人对物价上涨不满意（经济参考报，2008 年 10 月 17 日）。

五、城市消费者的承受与暗补改明补

城市居民是改革成本的直接承受方。1988 年 4 月 5 日，国务院决定放开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 4 种副食品的价格，居民的价格补贴由补在经营环节的暗补改为直接补给职工的明补（人民网，2018 年 2 月 14 日）。

北京在 1988 年 5 月 15 日起执行调价，带骨带皮的统货猪肉每 500 克由 1.39 元调为 2.1 元，白皮鸡蛋每 500 克由 1.41 元调为 1.81 元；同时给国营和集体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的在职职工每人每月补贴 10 元（人民网，2018 年 2 月 14 日）。

补在经营环节还是补在职工手里，是两种不同的利益安排。暗补保住低价，却把差额留在流通企业；明补让价格先动，再给受损的一方补偿。

图 3　北京副食品价格调整

六、1988 年抢购与储蓄的搬家

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居民的预期就变了。1988 年 8 月，各地出现抢购，当月全国商品零售额比 1987 年 8 月增长 38.63%；据党史资料的记载，这次抢购的商品约 60 亿元，8 月城乡储蓄存款减少 26.8 亿元，历史上 8 月出现储蓄绝对额下降的只有 1960 年、1961 年、1962 年和 1967 年（人民网，2018 年 2 月 14 日）。

储蓄搬家推高了当期的购买，商品短缺又强化了涨价预期。1988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18.8%，1989 年继续上涨 18.0%（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种物价总指数》）。

抢购是利益受损方用脚投的票。改革的消息与配套解释不同步，居民只能按最坏的方向准备。

图 4　1988 年 8 月的抢购与储蓄

七、提价收益被工业品价格抵消

农民是改革名义上的受益方，实际收益却要看比价。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以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为 100，1986 年为 97.0，1990 年上升到 107.4（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种物价总指数》）。

这个指数上升，意味着同样数量的农产品能换到的工业品变少了。农民从农产品提价中得到的好处，被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抵消。

“七五”期间的情况可以印证：主要农产品价格指数 5 年内年均上浮 9.97%，而社会零售物价指数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别达到 10% 和 9.9%，1990 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总指数还比上年降低了 2.6 个百分点（《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再认识》，深圳改革开放文献资料库）。

八、补贴把既有格局固定下来

补贴的规模说明了利益格局的刚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粮棉油价格补贴 1985 年为 198.66 亿元，1990 年为 267.61 亿元，1998 年增加到 565.04 亿元（国家统计局《政策性补贴支出》）。

补贴一旦形成，就有自我延续的惯性。1990 年国家用于粮食的亏损补贴达 350.6 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 12.01%；粮食企业还有历年积累的亏损挂账近百亿元，其中约 80% 是因为地方财政困难、应拨补而未拨补形成的（财政部《关于粮票的记忆》，2008 年 11 月 6 日）。

以北京市为例：粮油补贴从 1978 年的 0.8 亿元上升到 1990 年的 16 亿元，增长 19 倍，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21.6%，而同期市财政收入只增长了 46.5%（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图 5　粮棉油价格补贴的规模

九、国有流通主体的分流阻力

改革推进到国有流通主体，阻力从价格转到人和债。供销合作社系统在 1992 年到 1999 年连续 8 年亏损，亏损额最高的是 1998 年，达到 152 亿元；此后通过减员减债，10 年累计分流安置富余人员 190 多万人，中央财政先后拨付 521 亿元解决中央政策性亏损挂账（中国供销合作网，2008 年 11 月 15 日）。

粮食系统的人员调整同样面临阻力。国发〔1998〕15 号文件提出，国有粮食企业要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直接从事粮食收储业务的人员要逐步减少到现有人数的一半左右（国务院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8〕15 号，1998 年 5 月 10 日）。

人和债的处理，比价格调整更慢。价格可以一步放开，人的安置需要资金、岗位和时间。

十、利益调整的机制与启示

回顾这段过程，改革阻力的来源可以归成 3 处：双轨价差催生了靠批条获利的环节，城市居民直接承受涨价，财政补贴把既有格局固定下来。改革能推进，靠的是同时做两件事，一是给受损方补偿，二是给新主体打开通道。

暗补改明补是补偿的做法，把补贴从流通企业转到职工手里；放开个体经营是打开通道的做法，让计划体系以外的主体进入流通。1993 年 4 月 1 日全国取消粮票油票，统购统销制度退出，靠的是价格逐步放开、供给逐步改善，把补偿和通道这两件事做在了前面（《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10 日）。

对当下的启示在于，判断一项流通改革能否落地，先看两点：受损的一方有没有补偿渠道，新的一方有没有进入通道。阻力本身不是反对改革，它更多是补偿机制没有跟上。

行内实情

相关问题